《管子》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道德经》、《论语》、《韩非子》相比，它是百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著名学者、军事家、农民、轻重学派等诸子百家的精华。该书以黄家族为主，既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均衡发展；既有威严霸道的政策，也有正义的理想。它既避免了金代法家重刑轻德的倾向，又弥补了儒家政治实践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管子·轻重》各章论述了商品与商品之间、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轻重关系，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了他们对价值规律的理解，并成功地运用到齐国的宏观调控中，以富国强民为目的，蕴含了兼容国本位和民本位的思想。他的贫富均衡思想主张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社会，照顾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这与当前的共同富裕思想不谋而合。它比西方第一本经济书籍色诺芬的家庭金融书籍《家政学》早了300多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经济书籍。

唐朝时，仍处于文字状态的《管子》通过派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古代史书《日本书志》引用了关子的话，该书成书于奈良四年(720年)，即唐玄宗开元年间。据学术研究，日本各大藏书机构有大量的《管子》中文版，包括十行无标记的《古管子》和朱东光的《杜中子思》、赵永贤的《关汉和科》及其衍生版本、《张榜管子》等《管子》、《民国四辑》、《四要》选本和评点本。

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日本有许多期刊，包括全本、选本和一些校对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猪饲料颜博校勘》、《宋旻浩吴沁管子全书》和安景恒《管子纂》。早期这些印本以中文为主，后来有日文注释本和翻译本，如菊池三九郎的《管子》、宫田仁太郎的《国义管子》、远藤铁雄的《三卷本管子》等。其中，明治书院出版的三卷本《管子》吸收了中日两国对《管子》的研究成果，对《管子》进行了翻译、注释和分析，成为日语中《管子》的权威著作，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关于管子和管仲的论文和著作。目前，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中有170多篇与《管子》相关的论文。1987年，燕博书店出版了金谷之的《管子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阐述了《管子传》及其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律等思想，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关于管子研究的权威著作。

《管子》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但直到朝鲜世宗时期《治平姚澜》的引用书目才明确记载。《朝鲜志》中关于朝鲜世宗时期皇室向民众索要书籍的记载中提到了管子。16世纪末，随着赵永贤《关汉合订本》的问世，《管子》逐渐在朝鲜流行起来。明代出版的《管子》节选，如《陈深》的《管子品节》、《归有光》的《管子注》，流传到朝鲜半岛。1992年，当时的《清乡道》观察者闵昌道重新出版了明金申的《百经汇编》，极大地促进了《管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管子》长期以汉字分布。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文翻译相继出现。1969年，第一部《管子》韩文选译出版，被纳入百家争鸣。1985年，李香玉的《管子新译本》，也就是《管子》的第一个韩文译本，由明文堂出版。2006年，第一部韩文全译本由金玟秀、高大云、张生秋和沈昌浩出版。2015年，沈东军的《管子》韩文全译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