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敷文华以纬国典

张舜徽：敷文华以纬国典 字体： 小 中 大 分享到： 张舜徽：敷文华以纬国典 2021-11-17 09:30:53 来源：光明日报

张舜徽写了《说文解字注》

张舜徽日记手稿

1986年3月，博士生答辩结束后，师生合影(中排右三张顺辉老师，前排右一作者)。作者供图

1980年，张舜徽先生给研究生讲课。张顺辉后人供图

张顺辉(1911-1992)，湖南沅江人。1942年至1949年在国立师范大学、民国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任教。建国后，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79年至1989年任中国历史文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被评为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的张舜徽出版了4部1000多万字的著作。其中，《说文解字传》是一部《说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郑学聪的《汉代经学丛书》，阐明先秦哲学史重要命题的《秦州道论》，清人儒学志，清人文选，中国文字学，历史文字学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以及以全新体例写成的《中国人的一般文学》。

张舜徽先生一生致力于四学，著述颇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继承前人的传统，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服务于社会，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这种思想在他的青年时代已经逐渐形成，并在以后不断深化。

左右自修

王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丰富。在父亲的指导下，张顺辉从小在家学习文史，走上了自学之路。到他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古代经典和古文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张之洞的书目问答中，“从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从儒家经典到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是可信的”这段话给他很大启发。他意识到学习应该一步一步来，不能拖延，不能急躁，否则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专程到长沙师从孙文兴先生学习音韵学，为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父亲去世后，张顺辉在上学的路上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困难时期，舅舅余嘉锡从北京发来一封信，号召张舜徽前往北方。1930年，王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他叔叔家。这两年，他从早到晚都在北海图书馆学习，每天都有规律的作息。晚上，他与他的叔叔和表弟荀彧讨论学术问题。俞先生是20世纪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成就最高的学者。当时他在辅仁大学教书，交了很多朋友。在他的引荐下，张先生结识了当时在京的许多学者，如陈寅恪、张二田、陈垣、、、高步英、吴、钱、沈坚石等。每个星期天，张顺辉都去拜访学者们的家，讨论和提问，从中收获良多。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读书进步最快的时期。这次学习经历更加坚定了他追求学而优则仕之路的决心。

1932年，王先生回到湖南，开始在长沙的几所中学做文史教师。他对教学极其负责，除了学业，还关心学生品德和思想素质的提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艰难环境下，学校迁入湘西山区。他注重培养学生的气质，常说，“‘天之所生者亲，地之所生者亲’，各从其类。年轻人应该胸怀宽广，而不是一隅之地。”用顾的“护国天下，匹夫有廉，有则不闻”的话来激励学生热爱祖国，抗击日寇。他偶尔吟诵，写下“登上昆仑山顶，遥望中原，天涯若比邻”的诗句，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炽热感情。

在教学之余，王老师学习非常勤奋，不仅继续读小学，还研读儒家经典，持之以恒。然后从经典入史，精读了前四史之后，通读了《子同治鉴》，也就是续篇，然后就许下了一个愿望，趁着年轻去研究二十四史。随着学识的提高，他在湖南学术界声名鹊起，接连收到几所大学的offers。1942年秋，应、马宗火两位资深学者的邀请，王先生来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大学任教。在大学期间，他致力于教学工作，在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提倡“开阔视野，发展兴趣”。在一篇题为《文法学院的学生要努力》的演讲中，他说了很多精辟的话，结尾一段是:“古今站稳脚跟，建立千古不朽著作的人，大概都会以泰山为笔，以东海为池，以大地为纸，以事业为文。今天的文法学校学生一定期待这一点，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学习。”他告诫学生们，这样崇高的目标不容易实现，但“没有这个头脑就活不下去”。他热情洋溢的演讲让数百名听众安静地聆听。他向学生强调“有体有用之学”，当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

从庄在40年代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闲暇之余，王先生不是埋头读书，就是埋头写作。几年来，他以“攻书如名城”的精神，不仅认真阅读了《二十四史》3000余卷，还校对了秦、汉、三国、六朝所有古三代，整个唐代以及大量的宋、元、明、清的文选。在积极不懈的求学过程中，王先生牢记叔叔的教诲，对读书学习的“富”与“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倡“博”而不是“杂”。理由是:“学术研究是有目的有归宿的，你要知道的都叫博；没有目的，没有归宿，遇到书就要看，记得多问，这叫杂。学不好，就会刻薄；学多了就吃亏了。比如先要有鲁舍园池，再周游世界，取得穷耳目的胜利，再有晚归时的家安。自给自足而无一乡井之养，一生漂泊，视而听之数周，老而无归，此杂害也。从博回合同很容易成功；洪水有去无回，无人能成。”这种“博”与“杂”的区分，说明王先生的学术倾向是有目的，浏览中知要领，与某些自认为“杂”的人不同。他自信地说，“我学习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学而不弃。”

如何实现“有目的有归宿”的目标？王先生经常提到“经史有用之书”、“经史生根之地”。他想在这些书上更加努力，取得更多的成果。他从前人的宏观理论中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力量。读了《清议录》中关于“续经”的论述，王先生为其卓越的见识所折服，现在认为要做三件事:“适于今日者三，一是修史，二是编诗史，三是续通鉴、通考，以除三与今日无关之事。”后来他读了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略》，对马一浮的编纂计划大加赞赏，然后提到了自己的编纂思想:“余久有意编纂《景子崔玉》、《史传略编》两书，以启迪人心，教化道德。”可见，集经典之精华，贯通古今，编撰史书，是他长久以来确立的学术目标。他还列举了秦代焚书“并非秦代的书都被焚毁”的史实，说明清朝龚自珍“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论断是值得后人珍惜的。

从这些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他学术研究的初期起，他就胸怀大志，追求一门有用的学问，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起到“催人奋进、修身养性”的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有抗日战争的时代因素，也与他深受近代湖湘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

图纳庚欣商楼

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了上一层楼的新契机。早在1944年就被任命为教授，1947年担任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资历足够。但是，他觉得旧的知识体系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过积极接触，1950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年。当时研究院采用的是研讨式的学习方式，有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胡绳的《唯物辩证法》、郭大力的《帝国主义》等课程，都是教职员工讨论的，让王老师大开眼界。学了半年，在一次思想总结中，他谈到过去儒家思想的影响，都主张“中和”，不要太激烈。当他第一次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以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提倡仁政，难免会有麻烦，而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斗争开始的，在人类还没有来得及互相斗争的时候，他就担心了。“等到学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知道人类有了自己的阶级之后，剥削者就爬到了统治地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式变了，但只是另一种剥削制度而不是原来的剥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彻底推翻一切剥削人民的制度，而不使之复活。但是，不使用暴力推翻，原来的统治阶级是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暴力是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助产士。’这是阶级斗争的原则。"

王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立即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1951年在《新建设》发表《中国古代史研究材料》一文，引用《墨子》中的材料，提供了周代殉道制度的实证，参与了学术界热点话题的辩论。当时有学者把殉难制度的存在作为判断奴隶社会的依据。王先生认为不合适。他说，“决定整个社会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更何况‘殉难’是上层建筑中的一个微小系统？”他的结论是:“殉道制度的存在是一回事；奴隶社会的开始和结束是另一回事。虽然可以说‘奴隶社会有丧葬制度’，但绝不能说‘丧葬制度的存在就是奴隶社会’。”

在这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古代社会的尝试之后，王先生在随后的几年里又进行了理论探索。1957年，王先生用阶级分析法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分析》。手稿共分六卷，内容依次为统治阶级树立威信的依据、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封建社会的教育和封建社会的文学。每卷又分细节，如《统治阶级建立其伟大的基础》，由阶级与阶层、指挥、以权谋地、以宗法巩固政权四部分组成。这部手稿虽未公开发表(现存湖南图书馆)，但记录了王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

1955年至1963年是王先生创作的多产期。先后出版《中国重要历史概论》、《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书阅读方法》、《清人文选》等7部专著，多部成果采用新观点。例如，从汉字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事实，从今天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劳动人民在周歌谣和谚语中表达的爱恨情仇，从宋代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雄事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自觉地采用一种新的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和回答现实的语言现象。

50岁以后，王先生开始系统整理《说文解字》，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做的事情。对于《说文解字》这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宋代以来的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组织人力编纂《说文解字录林》。感觉先生的《谷林》只罗列不评判，让读者无所适从。我决心遵循双音原则，做一个简单易学的注解。当时社会上政治运动不断，缺乏安静的学术环境，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他深信风暴不会持续太久，中国文化不会中断，所以他住在破旧的浴室里，照常做研究。今晚考明字，明天说几个字，就这样日积月累，从1961年到1971年，王先生光着膀子写了50多笔，终于完成了《说文解字》300万字的注释，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书。

《说文解字朱越》不仅对《说文》进行了注释，而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古文字来证明古代史迹。在早些时候写的《宽字之乞》的理论解释中，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从猿到人”的章节，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产生并与劳动一起产生的，文字也是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地反映了劳动和社会生活。因此，他对《说文解字》九千多字的解释都渗透着社会生活的观点，尤其是对一些关键词的解释独具特色。比如“人”和“人”这个词，他在分析了甲骨文和金文以来字形和读音的变化后指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能竖起耳朵。人生之初，人类与动物无异，在地上爬行。之后经过阵痛，抢食，前两脚变伸变成手，渐渐能直立行走，然后就有了人的形状。之后逐渐进化，越来越文明，人兽完全区分。没有他，人可以干活织直立，别人却听不见。”张舜徽先生的解释强调“人”与“人”以义为正，抓住了人与动物在形态上的最大区别，这显然是受恩格斯对劳动在猿向人过渡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启发。这在古文字的解释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如此大量的探索性阐释使《朱越》成为20世纪《说文》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一颗坚强的心，没有完成夙愿。

新时代，王先生已经年届70，思想却丝毫没有懈怠。1981年，70岁的他写下了《自强不息》一文，用清代唐甄的事迹激励自己。唐甄70岁时说过:“头发虽变，心不变；虽然牙齿掉了，但心不会掉。但不改不倒，长牙了就翻脸了。当人们太老而不能上学时，我指的是太老而不能上学。我今天七十了，但那是我努力的时候。”王先生说，每读一遍这段话，我的志向就为之一振，并以此为座右铭，提醒自己“晚年要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些有益的工作”。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发自内心的决心，他说到做到。从1980年到1992年，他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一部甚至两部书。而且，选择某本书的出版地点也很重要。例如，《说文解字朱越》在河南出版，郑学聪的书在山东出版，山东被认为是徐雪和郑雪的出生地。

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编撰的。比如1982年出版的《论周秦之道》，就是对帝王之南古代道家技艺的探索。这项工作始于1944年至1945年。1945年1月，理论部分《陶论通说》完成，历史部分《陶论祖季峥》于当年4月完成。之后，《管子》中关于心术、白心、内功的文章分别加以说明，完成了《太史公论正义六要》一卷。1976年，对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第一、二版进行校对，完成《老子疏证》。1979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导论》。这样，中华书局同意出书的时候，王先生只需要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写个序言交上去。又如1983年三部史书的出版，《史通平邑》初稿完成于1948年，《通志·文史·依桐平邑》总序初稿完成于1952年四五月。这体现了他治学的一个特点:对自己关心的课题孜孜追求，积累很多。

也有一些作品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写的。1979年3月，中国历史文学研究会成立，王先生当选为会长。除了出版研究学会会刊，还急需文献学的学术专著。此外，他所领导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成为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分析更为迫切。他从“文献”一词的本义出发，界定了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着手编纂《中国文献学》。本书系统地介绍和阐发了古代文献的资料、典籍及其流散、消亡情况，以及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历代校勘家、清代考据学者和现代学者校勘文献的成就，以及今后重要的文献校勘工作。他还丰富了之前写的《中国校勘学概论》，并将其作为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编入本书。就这样，一部近30万字的《中国文献学》于1982年出版，成为一部符合客观需要的著作。同时，他还广泛收集历代重要的文献学名篇，编成《文献学著作简编》，与《中国文献学》齐头并进。

当然，让王先生读到这里的，是中国通史的编纂。1980年，王先生拟出编纂提纲，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希望得到学会同仁的修改和参与。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还没有一部内容丰富、自始至终完整、面向大众的中国通史，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全部介绍给大家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虽然我已经七十岁了，但我仍然值得称赞。我积极想编一部中国人通史来弥补这个缺陷。编这本书，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历史的主人，重点讲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纠正过去老史学家轻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思想和习惯。打破以朝代为叙事中心的体系，以全新的例子出现。”1982年，在《中国文献学》中，他在整理文献后，确立了通史编纂为主要目的和主要任务。1984年，在完成大量旧稿后，他因害怕无法完成通史工作，“突然下定决心要找时间来完成这个夙愿”。所以每天的课都有课表，开始写关于它的东西。

为了激励自己，他拿着叶凡的《后汉书》，评论班彪“文华施于纬国典，廉薄而不闷”的话。这本书是一个帖子，挂在书房的墙上，表达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好在之前有了足够的积累，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一部100万字的简明中国通史，分为地理、社会、创造、制度、艺术、人物六个部分。全书以事物为记录中心，将以往史书中记载的重点，即历代相继的世代更替和混乱兴亡的重大事件，归纳为“统治阶级的政权更迭”，作为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列入社会编纂，以此打破旧的正统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同于以往通史作品的风格。

通史完成后，王先生很兴奋，因为他的夙愿实现了。他在序言中描述了写一本书的过程，感触良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序言开篇龚自珍说“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呼应了40年前决心写通史的认识。它接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制度文物、发明成就、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亿万人民中的英雄人物都无所适从，或者已经忘记了，他们自然就没有爱国思想，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可爱在哪里，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甚至在国家被征服后，也不羞于表现敌意。这样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翻身。这个事实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可见，一个国家的历史记载，真的关系到民族的兴衰成败，必须鼓励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并精于此道，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段话把《史记》与国家治乱兴亡联系起来，是王先生完成通史写作的思想根源。但尔先生一再强调，这本书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不是给专家学者看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所以本书力求叙事简单易懂，让他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中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感受爱国之情，从而激励他们奋起反抗，努力报国。”这也说明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注重提高和普及，有着知识为民、顺应大众期待的情怀。

早年，他在阅读从秦州到韩伟、六朝诸学者传世经典的过程中，总结记录了精彩的论说文，分为修身、治国两大类，并有意将其编入经典精华。“出乎意料地把两者都编译记录下来，放在书桌上观察。或说一句话验身心，或合成群语悟道，令我受益匪浅。”这种文选自然可以成为青年学生去德国留学的读本。晚年，这本书仍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虽然是“日薄西山”，“我还是决心把它写成一本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儒林外史》选编。不出所料，在他去世后，这本书被多次加印，并附有简单的评论，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王先生一生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除了著述之外，他还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他追求有用的知识，心中永远装着国家和人民。他从不把学习当成自恋的技能，而是希望用自己的成果服务社会和大众。这是他一生在学术研究上努力的动力。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从未动摇过。他在晚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掌管一切，然后学习文学和哲学，才不会使一切都白费。”这个人的自律是他一生努力的总结。(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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