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奶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时间久了，你对养奶牛的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义。慢慢地，你看到周围这片草原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养着自己的一头或者一群奶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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